以華為和中興為例探析美國如何欺凌外國科技公司

在Trump當選之后，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態(tài)度完全浮現(xiàn)表面，不再有任何矜持或遮掩；不但在軍事上堂而皇之地把中國做為主要假想敵，在貿易上更是如此。不過我以前已經多次強調過，美國對中的敵視，其實建基于其利用***地位來吸血牟利已經成癮，所以中國的興起再怎么和平低調，也會因為阻擋了美方既得利益階級的財路而招致極度仇恨。

這種仇恨是不分政治派別和出身行業(yè)的，所以Trump和他的團隊只不過是試圖傷害中國的力量中最公開、最坦誠的一支。中方在見招拆招的過程中，必須明辨路數(shù)，不應把不同的對手混為一談（例如小布希在入侵伊拉克的時候，把Sunni和Shiite當成同一類的***）。

以最近樹大招風的華為為例，Trump和助手們都以為5G是重要的下一代工業(yè)技術，因而在美國國內完全封殺了華為的生意，連手機也不例外。在國際上，更以情報監(jiān)聽的潛在可能為藉口，拉攏親美國家禁用華為設備。雖然這里直接出手的是情報系統(tǒng)，但是Trump團隊至少是參與并鼓勵的。

然而拘捕***的事件，雖然發(fā)生在同一段時間、作用在同一個方向，但是類似的表皮之下卻完全是另外一套肌肉脈絡，也就是美國的司法系統(tǒng)，包括FBI、司法部的其他機構以及周邊的***集團等等。這批人正是美國行政單位中，唯一拒絕Trump收編，并公然與之為敵的體系，顯然不可能和Trump團隊同謀進行戰(zhàn)術上的緊密協(xié)調合作，所以應該被中方認知為一股獨立的勢力。

我在美國30多年，目睹了許多明顯的變化，其中之一是對企業(yè)犯罪的處罰。美國原本對白領犯罪就比較寬容，不常徹底追究個人刑責。90年代初的Savings & Loans危機是最后一次有成批經濟罪犯被判刑，從Clinton（他在金融商業(yè)界，非常受歡迎，退休后自己、老婆和女兒都可以到處給演講，每次收費10-30萬美元不等；這不是巧合）總統(tǒng)***開始，被爆發(fā)的企業(yè)犯罪，更加從寬處理，一般只有媒體剛好特別關注的黑羊（Black Sheep，這里我指不屬于大財團、也沒有政商網(wǎng)絡的人；如果小財團整個破產了，自然也在此列，例如Enron）才會有個人的刑事責任，否則多是由公司出錢罰款了事。

這些罰款，從80年代的幾百萬美金，增加到90年代的幾千萬美金，到了2000年代，上億的金額也開始司空見慣。量變導致質變，于是司法、***、行政和周邊的私營經濟都有了與之對應的變化。

首先這些企業(yè)必須支付巨額費用雇傭***和顧問（請注意，美國的***業(yè)與法官之間有旋轉門式的交流，顧問則多是從司法部退休的行政人員）來減低罰款數(shù)額，很快地連沒有案子的公司也必須未雨綢繆，花錢買心安，這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有幾百億規(guī)模的產業(yè)。

美國企業(yè)自然不會心甘情愿地為***業(yè)捐助GDP（已經增加到整體經濟的4%，即6000多億美元，Corporate Law企業(yè)案件貢獻甚偉），所以又轉過來雇傭游說業(yè)來修改***、或者在幕后施加壓力。像是民事上的專利爭議，還屬于一個美國公司對抗另一個美國公司（例如Apple與Qualcomm）的戰(zhàn)爭，企業(yè)界無法集中力量來壓制不斷成長的訴訟費用；刑事上的巨額罰款，卻是大家一致厭惡的，所以阻力越來越大。但是一個完整的產業(yè)鏈建成之后，就有了它自身的既得利益者，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也不可能坐以待斃，必然要設法扭曲規(guī)則，幫助產業(yè)的生存發(fā)展。

所以過去十幾年，在這個新產業(yè)與美國傳統(tǒng)企業(yè)界的兩股游說壓力的共同擠壓下，美國司法部門的企業(yè)犯罪案件只能轉向為針對沒有美國國內政治人脈的外國公司。一開始還只是利用既有的法規(guī)，例如洗錢或者詐欺這樣的罪名來起訴外國銀行，包括我任職過的瑞聯(lián)銀和瑞士信貸都因一點小事而被無限上綱，敲詐了幾億。像是德銀這樣內部管理松散的公司，更是美國人眼中的搖錢樹，案件一個接著一個來。外國公司除了雇傭美國本地的***和顧問之外，基本無還手之力；而這些***和顧問其實正是始作俑者，最后的罰款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抽成而已。

但是任何一個新興產業(yè)都不會滿足于只算是穩(wěn)定的生意環(huán)境，必然要試圖創(chuàng)造開擴性的藍海市場。這些***和顧問原本就是司法系統(tǒng)的行內人，只需要法律上找到一點藉口，在司法的執(zhí)行細節(jié)上就可以運用自由裁量權來做利潤最大化。在司法解釋的擴張上，近年來最重要的發(fā)展有兩個，其一是對外國（如伊朗，所以Obama和伊朗簽約，固然是戰(zhàn)略收縮的合理必要，卻面臨強大的國內異議，除了共和黨有思想原則性的反對之外，民主黨人士也不真正熱衷）做經濟制裁，那么自然有無數(shù)國外的大企業(yè)會成為敲詐的理想對象，例如中興和華為。這里，經濟制裁和科技禁運固然是老伎倆，其后對外國企業(yè)的積極追訴，卻明顯是近十年來的高成長業(yè)務。

另一個非常方便的法律工具，是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反海外***法）。這原本是懲罰美國公司在國外付回扣的法案，但是在過去十幾年同樣被轉化為對外國公司敲詐的理想名目。因為美元的金融霸權，即使是歐洲的公司在亞洲行賄，也幾乎不能避免和美國扯上一點關系，然后即使只是幾十萬的賄款也可以無限上綱，在榨取了幾億訴訟費之后，再用幾億的罰款來“和解”。

2019年一月19日這期《***》針對FCPA做了兩篇專欄報導（參見《Uncle Sam’s Game》，和《The French Resolution》；請注意，《***》沿襲英國報業(yè)傳統(tǒng)，喜歡用一語雙關的標題，這里“Game”既可以翻成“花樣”也可以是“獵物”，而“Resolution”則既是“決議”也是“分解”，更和“大革命”這個詞“Revolution”諧音）。

頭一篇抱怨美國用FCPA榨取了許多歐洲企業(yè)的金錢，第二篇則詳細介紹法國的Alstom（阿爾斯通）如何被連續(xù)打擊，最后不得不自行肢解、賣身美國GE的過程。這是《***》少有的誠實揭開美國瘡疤的文章，我想原因是FCPA的受害者主要是歐洲企業(yè)，包括了英國公司在內。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9/01/19/americas-legal-forays-against-foreign-firms-vex-other-countries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9/01/17/how-the-american-takeover-of-a-french-national-champion-became-intertwined-in-a-corruption-investigation

從2010年到2018年的FCPA十大受害者，其中只有兩家美國公司，歐洲企業(yè)倒占了六家之多。請注意，這里列出的只是最終的罰款數(shù)額，在歷經幾年的訴訟過程中的各樣花費并不包含其內，平常已經雇傭的***和顧問更不算入其中。

Alstom的例子應該的確是很典型的。一開始美國人抓到一點消息，說Alstom可能于2012年在印尼賣燃氣輪機的時候用美金付了回扣，于是當Alstom的一名高級主管，法國人Frederic Pierucci在2013年四月到美國出差的時候，就在紐約機場被FBI逮捕，并且被拒絕保釋。在重罪監(jiān)獄（在美國一般用來關殺人、強盜和強奸犯）被關了幾個月之后，他被威脅19年的徒刑，所以只好乖乖認罪；然而他犯罪的唯一證據(jù)，仍然只是討論行賄的電子信函cc了給他而已。

但是Pierucci其實只是美國人勒索贖金用的人質，所以認罪一點用都沒有，反而先后又有三名其他主管進牢，其中最后一人在2014年四月23日在美屬Virgin Islands度假時***。還好Alstom的總裁深明大義，在2013年的夏天開始和GE談判，準備把整個燃氣輪機部門賣給美國；到2014年四月24日，出售案公開，從此不再有主管被逮捕；2014年六月正式簽約，Pierucci隨即被保釋出獄，不過仍然被限制出境。

到了2017年十月，美國人在賺足了***費和顧問費之后，要求以高達7.75億美元的罰款來結案，而且不淮Alstom依約讓GE來負擔，為了施壓，Pierucci又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囘牢房，最后Alstom不得不妥協(xié)，并且把自身剩下的鐵路業(yè)務也打包準備賣給Siemens，這個合并案還在被歐盟審查之中。

在17世紀，英國試圖從西班牙手中奪取美洲的財富的時候，直接雇用了海盜，給予任命狀（Letter of Marque），可以以大英海軍代理人的身份，對西班牙的商船進行無限“戰(zhàn)爭”。這次美國司法部發(fā)傳票，利用加拿大的引渡條約來逮捕***，基本上和英國海盜一模一樣，是一方面從事國與國的斗爭，另一方面有中間人大舉自肥。它與Trump挑起的***是相互獨立的，而且因為幕后的黑手隱藏太深，解決起來反而更加麻煩，不可不慎。長期來說，中國可以設法與歐洲聯(lián)手，訂立國際規(guī)則，限制美國人的壓榨金額；但是短期來看，華為的麻煩才剛開始，美國人的追殺只怕是沒有下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