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裁網絡犯罪的法治歷程與時代貢獻】

刑事立法通過“共犯行為正犯化”“預備行為實行化”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平臺責任”三種責任模式，初步實現了制裁網絡犯罪的責任追究模型。（1）共犯行為正犯化。對于共犯行為正犯化理論，它的內涵在于兩方面，一是“定性獨立化”，即認定犯罪、追究責任時對于幫助犯可以脫離實行犯而單獨、直接定罪；二是“評價正犯化”，即由于網絡時代“一幫多”現象的大量存在，以及技術性幫助行為的地位躍升，使得傳統(tǒng)理論中被視為從犯、共犯的幫助犯，在評價上應當被視為主犯、正犯予以量刑處罰。刑法第287條之二規(guī)定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于網絡犯罪的幫助犯予以獨立入罪。（2）預備行為實行化。預備行為實行化是將原本是其他犯罪的預備行為按照實行行為予以處罰。預備行為實行化具有兩個效果：一是對于預備行為處罰的獨立化，二是刑法打擊時點的前移，涉及網絡安全的犯罪，如果等到危害結果發(fā)生再去處罰，可能導致危害后果難以估量或者無法測量。刑法第287條之一規(guī)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對于利用網絡設立違法犯罪的網站、通訊群組，以及發(fā)布違法犯罪信息的行為，予以定罪處罰。（3）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平臺責任。信息時代，網絡平臺的建立者、管理者有某種“二政府”的身份和責任，對于平臺上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允許持視而不見甚至縱容的態(tài)度，因此，強調平臺的法律責任乃至刑事責任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刑法第286條之一規(guī)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由此給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確了新的刑法義務即網絡安全管理義務。